圖/ unsplash
其實,類似案件在美國不僅這一例:2014年8月,18歲黑人少年夏邁克·布朗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遭白人警察槍擊身亡;2016年7月,37歲黑人小販埃爾頓·斯特林在便利店門前兜售碟片時,被兩名白人警察開槍打死……種族問題,可謂是美國社會難以擺脫的痼疾。
此次的抗議示威由案發地明尼阿波利斯市開始,一度蔓延至全美逾140座城市,并逐漸演變為一系列犯罪事件,使美國社會一度處于緊張的氛圍之中。如今,隨著事態趨于平和,我們也有時間靜下來思考,與此次事件相關的情緒宣泄的話題。
可以說,此次事件與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民眾壓抑的情緒是密不可分的。面對美國政府在疫情中采取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很多起初不以為意的民眾在親歷了痛失家人的悲傷后,才終于意識到了疫情的嚴重性,對政府的處理方式早已怨聲載道,卻無力改變。
疫情使我們每一個個體在心理上都積壓了大量負面情緒——也許是如上述所說痛失親人的悲傷,也許是缺乏交際的苦悶——無論是何種情緒,只要它們被壓抑,就會伴隨著難以避免的生理緊張;只要它們得不到合理的釋放,就終將爆發。可以說,在情緒的高壓下,一根導火索的燃燒也足以導致爆炸,一扇閘門的開放也足夠致使決堤。
圖/ unsplash
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們,通過社交媒體也能夠看到一些抗議示威現場的短視頻。沒有文字的解讀,沒有更深入的剖析,我們卻也似乎置身其中,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同情、悲傷、震驚等負面情緒的強烈沖擊。
我們為何對于一個個重復混亂的場景,抱有強烈的觀看動機?除了關注事件本身,我們還在“隱形”地關注著自己的情緒需要。不可否認,疫情帶給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體的變化都是非常大的,我們都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從前,我們可以通過跑步、健身、K歌等來直接地紓解內心的壓抑,而在疫情下,很多人都成為了家中的“困獸”,被裝進了情緒的牢籠。
根據心理學中經典的宣泄理論,個體是可以通過觀看暴力影片等間接行為,來宣泄內心潛藏的攻擊性情緒的;當這種不被社會接受的情緒得到了間接紓解,而不再表現為外顯行為的時候,我們認為這就完成了一個情緒的自身消化過程。
圖/ unsplash
但是必須關注到,暴力元素之所以不被普遍接受,就是因為我們不能期待通過引入新的暴力因素而解決已有的暴力存在,就像我們不能一味地蓄水來試圖阻止江河決堤。確實,觀看過暴力影片后,我們會有一種內心的困獸忽然沖出牢籠的自由感、釋放快感,但根據心理學中強化的概念,也正是因為觀看特定類型的影片與心理快感形成了正向鏈接,未來我們可能會越發強調暴力影片會給人帶來快感,而忽略掉:根本上,暴力元素本身并不能夠解決我們近乎于與生俱來的攻擊傾向。
我們從出生開始就會用撕咬、拍打的形式來表達對未知世界的防御;學生時代會莫名其妙地喜歡把整塊的橡皮切成兩半;成年后會用超車、犀利反諷的朋友圈等多種形式來紓解這種攻擊傾向。可以見得,本質上,我們這種對于暴力傾向的釋放,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多樣化,卻從未消失,那么必然也沒有什么一勞永逸的方式,可以通過看看影片就輕松解決根本問題。更甚者,早有心理學家指出,暴力影片或游戲的長期介入,還會導致個體的觀念態度、期望、知覺和行為等圖式的攻擊性成分增加,進而造成我們對攻擊性的脫敏,也即“習慣化”地接受、使用暴力。
那么現實中,我們究竟該如何與這個心中有著些許暴力傾向的“小惡魔”相處呢?情緒的宣泄也不一定全都要通過暴力發泄的形式,除了我們常常談到的傾訴、運動等常見的方式,心理學界還曾有學者證明,僅僅是嘗試確認攻擊性情緒指向的目標,就可以抑制這樣的攻擊思維,從而實現負面情緒的消解。
圖/ unsplash
舉一個心理學中“踢貓效應”的例子,我們往往會對弱于自己的身邊人發泄本并不由他們導致的負面情緒。曾經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研究者調查了“斥責型領導”的下屬員工,其家人的幸福感。研究發現,當員工受到更多的斥責,他們家人的幸福感也呈現下降趨勢。這一定程度上驗證了“踢貓效應”的存在——當我們有情緒卻受到社會規范的壓抑時,往往會將其發泄在與自己親密之人身上。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摒棄暴力的紓解途徑,而僅僅在頭腦中想象情緒的來源、產生過程,以確立此時此刻負面性情緒的針對對象到底是“老板”還是“貓”。隨著我們的目標逐漸明確,先前往往將負面情緒歸咎于“貓”的錯誤認知也就逐漸得到了調整,進一步我們的情緒也將通過這種自我疏導,進行合理的釋放。
心理學常常告訴我們“情緒管理”的概念,但是卻往往會忽略,情緒管理最重要的第一課,就是沒有任何情緒是不應該存在的。無論是對于某些暴力影片的偏好卻又恐懼,無論是職場里的小嫉妒還是攀比,它們都與那些廣泛的快樂、小確幸等情緒擁有同樣的、與你相處的權利。當我們能夠認識到每一種情緒的存在都是應該且必要的充分條件時,才能正確解開情緒紓解的方程式,才能完整地論證生活這個永恒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