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策因素方面

國家宏觀政策通過中央部委連續出臺了PPP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指引、操作指南等里程碑式的文件，并由財政部建設了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心這樣的權威機構，建立了權威發布的PPP項目庫、PPP機構庫、PPP專家庫以及PPP綜合信息服務平臺系統。通過這“三庫一平臺”奠定了PPP模式建設依據。通過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工信部等部委設立的PPP工作協調溝通機制，聯合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等聯合出臺了對PPP項目的項目識別、項目準備、項目采購、項目執行、項目移交五大階段的規范流程。通過財政部2017年82號文、92號文、97號文等明確了PPP項目的投融資、政府付費購買服務、可用性缺口補貼、咨詢機構與項目入庫合規性等風險防范的重點問題和對應的具體措施。

2.建設剛性需求與項目建設模式匹配因素方面

在科學發展觀和十八大以后的國家科學統籌決策支持下，對智慧城市類項目特別是涉及到公共安全、民生服務方面的安防類項目要求必須實行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能力，并從法律上對咨詢機構實行終身負責制。這樣諸如平安城市、天網工程、雪亮工程等安防類項目在設計上告別了以往的缺乏統一規劃建設、一任領導一任工程的窘迫，統一部署、分步實施成為了主色調。專業的態度和專業的咨詢設計下的產物呈現出項目建設的諸多剛性需求。以安防工程項目為例，構建社會安全立體化治安防控體系按照省市區縣的設計規范和建設標準來對照實地踏勘，發現各地凸出的安全防控點、線、面都有區別，城市與農村建設內容有區別，各地的社會安全感知網絡的覆蓋鏈路有區別，各地警情民意需要亟需解決的問題有區別，造成了建設剛需呈現出的盲區、缺位、空白，技戰法沒有工具支撐，案事件數據線索沒有后端大數據平臺系統來支持。發現了這些問題就要在建設內容中按照項目建設重難點和建設步驟進行完善，而建設剛需清單一出來必然發現項目建設資金配套入不敷出。而PPP模式正是在這樣的建設背景下逐步成為項目“花少錢、辦大事、辦好事、辦成事”的建設模式。

3.安防技術發展因素方面

安防技術發展從標清前端點位覆蓋發展到了高清智能前端設備與人工智能后端平臺建設發展的階段。以平安城市項目為例，平安城市建設一期解決了覆蓋、擴容增效、鏈路到前端的高清需求，二期三期開始逐步增加了對后端智能分析安全立體化的要求。隨著各地出臺一類點二類點融合、視頻專網建設、公共安全立體化建設要求、社會視頻接入等政策和法律法規，智慧城市建設方發現，傳統平安城市的鏈路需要融合化了，傳統級聯和端到端不行了，需要業務定義帶寬需要的扁平化網絡鏈路；傳統平安城市的存儲需要海量布式存儲、大數據存儲；傳統結構化的處理方式無法解決海量增長的數據運維需要。

傳統依賴高清攝像頭、NVR等方式的智能分析僅有優勢識別算法這一招鮮也不夠了，需要深度學習，人工智能，動態人臉識別，物聯網感知等多種新技術的參與，其優勢不再。而這些技術發展的變化導致技術依賴性的安防產品變得不再是一錘子買賣，需要在建設運維期間不斷升級維護更新模塊更新算法。這樣對于業主來說傳統的技術附著物的產品化采購項目變得逐步單一，無法適應這樣的智慧城市建設技術要求。而對于政府相關部委來說，政府推行實施的“預決算制度下的政府購買服務”和“基于績效考核的可用性缺口補貼”采購管理辦法解決了這一問題，降低了產品淘汰技術更新帶來的技術風險。對結果負責、為效果買單成為了各地安防項目實施機構的主旋律。正因為這樣的發展，充分釋放了安防產品廠商的活力、不再瞻前顧后擔心產品超前，你有好技術好產品都可以通過PPP模式(10年至30年)至少10年的周期里進行升級消化、從而也降低了技術投資在以往投資回報周期短的風險。PPP模式下短則十年，長達三十年的項目周期足以平攤研發持續改進帶來的投資風險。

4.安防企業發展因素

平安城市到智慧城市的演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多個角度的增量演變過程中產生了老思路、新需求、新問題、新對象、新方式、新參與者、新建設者。這些新老結合、潮起潮落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安防企業。

傳統安防企業就必須要懂得PPP方式下的工程項目新的招投標機制和付費方式，這往往會對安防企業的利潤、市場、成本核算方式產生決定性影響。安防企業除了干好安防還要具備融資實力、渠道以及運營服務能力，通過智慧城市運營來產生效益獲得使用者付費的收入。由于智慧城市往往是PPP項目的原因，新成員還增加了融資渠道的商業銀行、城投公司、投資公司。智慧城市建設周期長，還增加了大量的咨詢服務機構、研究院、設計院。處理平衡好各方資源就成為了甲方政府和安防企業的難題。而安防企業依賴傳統平安城市的三板斧已經難以滿足智慧城市項目中甲方提出的系統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