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注：美國前總統卡特

治療好卡特的是美國默沙東旗下的抗癌新藥Keytruda，該藥因此聲名大噪。

藥是“神藥”，但價格也是“天價”。在美國使用Keytruda治療癌癥，一年的費用大約需要20萬美元；在國內，一支50mg的Keytruda價格更是超過2萬元人民幣。

但這種昂貴，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歷史了。

今年，一款被認為可媲美Keytruda的新藥——PD-1單克隆抗體(以下簡稱：PD-1單抗)注射液已進入臨床三期試驗，有望2018年底或2019年初上市，而它的價格，預計只有Keytruda的十分之一左右。

帶領研發這款藥的，是中國人俞德超。

山里娃的大夢想

18歲以前，俞德超是街頭鎮一個地道的山里娃，每天除了上學就是砍柴、放牛，直到1982年，他考上了浙江林學院經濟林專業，第一次走出了大山。本以為考上大學是開心的一件事，可當到了學校后他才知道，他所在的這個專業畢業后將被分配到農場種樹。

“小時候天天砍樹，長大了還要種樹，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大學四年，俞德超拼命鉆研學業，希望能走到更高的地方，研究期間他對“細胞結構”、“分子生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便一頭扎入，如此加上他不懈的努力，1993年，這個“山里娃”成為了美國加州大學博士后站從事藥物化學專業研究的一員。

在加州大學研讀博士后時，俞德超在賈滴蟲中建立起基因表達系統，這一成果當時在美國學術界引起轟動，他也因此接到了哈佛大學的任教邀請。

在許多同學朋友看來，能在哈佛大學任教這是莫大的榮耀；家人也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對只知道讀書、搞研究的‘書呆子’來說，還有比哈佛大學更好的地方嗎？”而俞德超卻拒絕了這次邀請，“我更喜歡做自己喜歡、又能幫助別人的事。”他說。

1995年完成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博士后站學業后，他先后在美國多家著名生物制藥公司擔任研發要職，積累了豐富的生物制藥經驗，成為了美國業界知名的腫瘤治療藥物研發專家。

回國創業

十年打拼，俞德超在美國的事業如火如荼，但2006年他毅然放棄美國的優越條件回到祖國，投身國內生物制藥的發展大潮。

俞德超說，突破中國生物制藥產業零出口是他回國創業的目標。“自主創新能力弱，產品質量、生產廠房達不到國際標準，產業化水平低、規模小，是導致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落后、零出口的原因。”

回國后，俞德超作為聯合創始人之一，先后創辦了康弘賽金藥業有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擔任成都康弘藥業集團董事副總裁。2011年，俞德超離開康弘藥業自立門戶，在蘇州創辦了信達。

因為在生物醫藥領域的知名度和成就，俞德超備受國內外資本巨頭追捧。5年時間中，信達制藥完成了4輪融資，其中D輪2.6億美元的融資，是目前國內醫藥史上最高記錄。

自立門戶后，俞德超專注于最前沿的單克隆抗體藥(簡稱：單抗)的研發。

在加州大學博士后站從事醫藥研究時，俞德超就接觸到單抗的研究。單抗藥物可以激活人體免疫系統，讓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對腫瘤細胞進行殺滅，相比化學藥物其對人體的副作用極小，但研發的難度也極大。

俞德超說：“如果化學藥是一輛自行車，單克隆抗體則相當于波音747飛機。”

他首先把目光瞄準了三款藥：美羅華、修美樂和安維汀。這三款藥，堪稱當今國際上最暢銷的三種生物藥，其中修美樂被稱為全球藥王，在國內每支的價格高達7900元；美羅華對惡性淋巴瘤非常有效，在國內價格高達2萬元每一支；安維汀在三者種最便宜，但也要每支5000元。

很多中國癌癥患者家庭，因為無力承受這些藥品的高昂價格，不得已通過各種方法，輾轉到印度尋求同類型替代藥(印度獨特的專利法，允許印度藥企仿制他國專利藥品)，其中的顛沛與辛酸，在網上隨處可見。

俞德超帶領團隊，專攻這三種藥的替代新藥。如今，這三種新藥已經全部進入到三期臨床試驗階段，距離上市只有一步之遙。

團隊，專攻這三種藥的替代新藥。如今，這三種新藥已經全部進入到三期臨床試驗階段，距離上市只有一步之遙。

偏執的追求者

信達創辦之初，發生了“葛蘭素史克中國行賄事件”(跨國藥企葛蘭素史克利用賄賂手段，謀求藥品的不正當暴利，后被中國司法機關查處)，國外藥企普遍覺得應該在中國尋求本土合作伙伴，以共同開發市場。信達也因此進入了禮來的視野。

經過多輪談判之后，雙方都有合作的意向，但禮來提出了一個要求：信達的生產基地必須達到美國禮來的標準。這看似是一個簡單的要求，但對中國藥企來說，其實是一件非常苛刻的事情。

為了改造生產基地，俞德超投入了幾千萬美元，聘請美國醫藥行業最大的咨詢公司PSC為信達服務。另外在信達的生產設備中，曾因為一個煙霧的走向問題，俞德超從德國搬來技術人員，大動干戈進行整改。而生產基地的評估、人員的培訓，俞德超都邀請禮來的一批專家常駐信達，為此他又付費上千萬。

彼時，信達研發的一種單抗藥物拿到了臨床批件，本來可以進入臨床了，但因為沒有達到禮來的標準，被俞德超擱置了18個月，失去了上市的先機。

很多人不理解俞德超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在中國做藥“上市是王，藥品早一天上市，早一天賺錢”。而俞德超認為，中國生物藥出口一直是零，不僅因為中國研發水平落后，產品質量不達國際標準，還因為中國的藥企的廠房、管理也達不到國際標準，與禮來的合作，恰恰就是一種快速成長和學習的方式。

2015年，信達的基地最終通過了禮來的驗收。當年3月、10月，禮來兩次與信達簽訂戰略合作，共獲得禮來超過33億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信達與禮來的合作，是迄今為止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大金額的國際合作，也是中國創造的新藥第一次賣出了“國際價格”。

《華爾街》日報以俞德超為例，稱贊中國是正崛起的生物醫藥大國；麥肯錫報告中說，中國2003年以來的生物制藥里程碑事件，一半與俞德超有關；很多國際同行稱贊信達的發展速度是可不可思議地快……

面對贊譽，俞德超卻表示，2016年全球銷量前十的藥物中，有8個是生物藥，其中6個是抗體藥，而中國銷售前二十的藥物中，一個生物藥還沒有；中國上市的96個生物藥，大多是仿制藥，而且仿的是美國兩代以前的藥，連生物類似藥都算不上；中國生物制藥還與國際有顯著差距。

“我的理想很簡單，就是想要開發出中國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質量生物藥，辦一家能參與國際競爭的中國創新公司。”俞德超說。